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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降臨時,上帝和科學都可能缺席

為什麼上帝允許這樣的災難發生?無論是上帝,還是現在取代了上帝的“科學”,它們都會缺席。

作者:本刊記者 榮智慧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04-22
  1676年,荷蘭的布料商人列文虎克在自制的顯微鏡裏發現了“新世界”。一滴池塘水,裏面竟然包含着無數的生命:它們在水中遨遊,為人類打開了認知微生物世界的大門。
  微生物的世界瑰麗奇妙,也令人恐懼。那是鼠疫再度大流行的17世紀,倫敦全市46萬人口中,有7.6萬人死亡,王室因此逃離倫敦。看不見的“世界”過去是、現在也是威脅人類健康的最大敵人。
  17世紀的人的困惑在於,如果人類是上帝最終目的,為什麼他還要創造一個看不見的世界?即使生活在科學昌明時代的今人,也依然難以避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肆虐,更難以避免靈魂中的不安:看不見的世界不屬於誰的“意志”,卻能以其“無形”而大大改變社會氛圍和衞生知識。
 
  發現“看不見的世界”
  微生物中的細菌和病毒製造“傳染病”感染人體,人類則想出辦法避免和治療感染,這是一部漫長的“防疫”史。
  有明確歷史記載的傳染病大流行,首推14世紀襲擊歐洲的鼠疫。鼠疫由一種桿狀細菌引發傳染,在鼠羣中流行。病鼠死後,身上的跳蚤四處流竄,一旦叮人,就會將鼠疫桿菌傳染給人。患者會發高燒,很快死亡。當時的人們搞不清鼠疫和老鼠之間的關係,更不知道背後是細菌的作用。
  這場黑色瘟疫從1347年意大利的熱那亞開始流行,席捲了整個歐洲和世界不少地區,持續了3個年頭,死亡2500萬人。當時歐洲總人口也還不到8000萬。
  1664年,鼠疫捲土重來,英國倫敦是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作家笛福在《瘟疫年紀事》裏記載,“每天清晨,一輛輛裝滿屍體的黑色馬車從市區緩緩駛向墓地”,“有時候,送葬的人還沒有走到墓地,自己卻倒了下去,永遠不再爬起”,“街上一個行人也沒有,橫七豎八地倒着屍體。有一具屍體橫在門檻上,這個人要出門,還沒來得及邁出腿就趴在那裏了”。
  1918年的大流感從法國開始蔓延,最後使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2000萬人由於流感和流感引起的併發症喪生。而剛剛結束沒多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僅僅”令840萬人喪生。
  20世紀60年代美國侵越戰爭中,美軍由於瘧疾減員數十萬人,有人稱“蚊子打敗了美國人”。瘧疾在中國南方也叫打擺子,是由一種瘧原蟲單細胞動物鑽進人的紅血球而致病的。
  為了搞清“看不見的世界”的原理,人類花了很長時間。列文虎克是一名發現微生物的“先行者”,在他之後的100多年裏,才出現了法國的微生物學家巴斯德、德國醫生科赫,前者研究出了炭疽病的起因,後者因分離結核桿菌、發現結核菌素和醫治結核病的貢獻,獲得1905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1884年到1892年才算細菌型傳染病研究的“暴發期”,科赫的學生們先後確定了傷寒、白喉、丹毒、破傷風、急性大葉肺炎和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病因,追查到了相關的“微型兇手”,並找到了有效的治療方案。
  病毒的發現就更晚了。雖然科學家早就知道有一種更小的病原體,但因為大多數病毒只有幾十納米,也就是一毫米的幾萬分之一那麼大,光學顯微鏡拼盡全力也只能看到一兩種大個兒的,所以在20世紀初,病毒就跟遙遠宇宙的行星一樣,一開始都是“邏輯推理”的結果。直到20世紀30年代,電子顯微鏡才讓病毒現了“真身”。
  越來越精細的顯微鏡,是人們認識看不見的世界的基礎。當伽利略使用最早的顯微鏡研究昆蟲時,他感到深深的震驚。1624年,他寫信給朋友費德里科·塞西説:“我觀察到許多令人敬佩的小動物,跳蚤非常恐怖,蚊子和飛蛾非常美麗……簡而言之,自然的偉大以及她所從事的微妙而難以言説的創造,是我永無休止的沉思之源。”
  博物學家羅伯特·胡克用著作《顯微製圖》迴應了自然界無形的複雜性這一奇蹟。這本書出版於1665年1月,定價相當昂貴—30先令。書中包括58幅圖畫,當時還沒有照相機,這些圖畫都是胡克用筆描繪的顯微鏡下看到的情景:雪花就像冰晶形態的樹葉,跳蚤就像縮在盔甲中的龍蝦,一隻蠅正在用14000個“複眼”凝視着讀者—科學界這才意識到,顯微鏡呈現的微觀世界和望遠鏡眺望的宏觀世界一樣豐富多彩。
 
  人工免疫
  1822年出生於法國的化學家、微生物學家巴斯德,通過炭疽病的研究,在免疫學的理論和應用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
  在1880年的一篇論文裏,他提到,每次天花流行時,人們發病的嚴重程度不同,有的時候發病急,發病率高;有的時候病人症狀較輕,很容易康復。這説明,同一種病菌,儘管會引起相同的傳染病,但毒性並不相同。如果可以人工培養一類低毒性甚至無毒的病菌,給人注射,讓人生一場“小病”,就可以產生免疫力了。
  減毒疫苗就是這麼做出來的—用病菌培養皿長期存放菌苗,直到它的毒性衰減。
  20世紀以來,人類已經可以大批生產多種多樣的疫苗,預防各種傳染病。用預防接種來獲得免疫力的方法,叫作人工免疫,這是人類和傳染病鬥爭的最重要的手段。
  人工免疫分為被動免疫和主動免疫兩大類。被動免疫是機體被動接受抗體、致敏淋巴細胞或其產物所獲得的特異性免疫能力。最常見的是破傷風抗毒素:把破傷風抗毒素用加熱的方法減毒後,給馬注射,刺激馬的免疫系統,馬的血液出現大量抗體,這時候抽取馬的血液,除去血球,得到的就是破傷風抗毒素。
  抗毒素並不能消滅細菌,但是可以贏得時間,讓人體免疫系統中的吞噬細胞趕到傷口處殺菌,所以,叫抗毒素為“援兵”比較恰當。這種被動免疫的優點是效應快,不需經過潛伏期,一經輸入,立即可獲得免疫力。不過缺點也很明顯,“援兵”到底是外來的,並不能持久。
  主動免疫是指將疫苗或類毒素接種於人體,使機體產生獲得性免疫力的一種防治微生物感染的措施,主要用於預防—也就是平時所説的“打預防針”。
  疫苗分好幾種類型。死疫苗是選用能夠引起較強免疫反應的病原體,經人工大量培養後,用物理或化學方法殺死而製成的。常用的有傷寒、霍亂、百日咳、流行性腦膜炎疫苗等。死疫苗的優點是易於保存,在4℃時可以保存1年左右。缺點是接種劑量大,注射後局部和全身副反應較大,需要接種多次。
  類毒素疫苗是用甲醛(福爾馬林)溶液把細菌毒素的毒性消除,但仍舊保留抗原作用的生物製品。類毒素的作用是刺激人體不斷產生自己的抗體,來中和病菌分泌的毒素。類毒素保持的時間較長,即使若干年後體內抗體減少,再打一次加強針,抗體水平又會顯著提升。
  類毒素和死疫苗都沒有生命力,免疫效果都抵不上活疫苗。因為活的微生物會在身體裏繁殖,不斷刺激免疫系統,作用更接近於自然感染。
  活疫苗是把致病微生物用各種物理或化學方法進行人工處理使其喪失或大幅度降低致病性,或從自然界找來和致病微生物相同種類但沒有或很小致病力的微生物製成的。活疫苗的毒力低弱,不會致病。例如麻疹、脊髓灰質炎的疫苗,在接種後減毒菌仍可在人體內有一定程度的生長繁殖,猶如輕型或隱性感染。一般只需接種一次,劑量較小,沒有副反應或反應很輕,可以保持3~5年預防效果。缺點是保存期短,但可以採用冷凍乾燥保存的辦法來增加保存時間。
 
  後瘟疫時代
  人類與微生物的此消彼長,常常是階段性的。在疫情消退之後、人類得以喘息的日子裏,新的秩序、思考和社會氛圍慢慢湧現。
  小小的細菌改變了歷史的走向。米歇爾·史維特斯(Michiel Sweerts)的畫作《雅典鼠疫》,描繪的就是公元前430-公元前427年發生於雅典的鼠疫情況,當時正值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疫情初現端倪之時,雅典人一口咬定災難是斯巴達奸細所致,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軍事討伐之中,終使慘劇無可避免。雅典近一半的人口死亡。
  查士丁尼瘟疫也是如此。羅馬帝國分裂後,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在公元533年發動對西地中海的戰爭,就在他橫掃北非、征服意大利之時,鼠疫在帝國屬地埃及暴發,迅速傳播到君士坦丁堡,四成的居民死亡,社會秩序被嚴重破壞。居勒·埃裏·德洛內的畫作《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描繪的正是查士丁尼瘟疫的可怖場景。這場瘟疫引發的饑荒和內亂,也徹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東羅馬帝國最終走向崩潰。
  “黑死病”(1347-1353年)過後,德國著名畫家丟勒有一幅代表作《天啓四騎士》(1498年),是“後黑死病時代”裏啓蒙思想的先聲。
  “四騎士”取材於《聖經》新約末卷,表現世界末日來臨時,代表戰爭、瘟疫、饑荒和死亡的四位騎士從天而降,不分貧賤富貴,對人類進行審判。畫面上,四位騎士騎在疾馳的馬上,“戰爭”拉開弓,“瘟疫”揮着劍,“饑荒”手持天平,“死亡”高舉三叉戟,馬蹄所到之處,罪人受到懲罰。一個主教倒在馬下,他的頭即將被地獄之龍吞噬。
  一方面,丟勒借此反映了饑荒和瘟疫後德國的混亂和疲弱;一方面,讀者也能看到平民和主教一起“受難”的“平等主義”景象。瘟疫的肆虐,帶來的是教廷權威的終極衰落,宗教不僅不能庇護人民,更不能庇護教廷權貴。同時,人們對教會的懷疑,又促進了文藝復興的興起。另外,瘟疫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也造成了無主之地的出現,勞動力價值的提高,“私人財產”的基礎誕生了。誇張一點説,之後的歐洲格局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誕生的。
  在列文虎克、伽利略和羅伯特·胡可用顯微鏡昭示了微生物的世界之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1726年)很快就反映出了對尺度、規模和視角的焦慮。格列佛誤入小人國和巨人國,當他近距離看到巨人國布羅丁奈格人的巨大屍體,厭惡再也掩飾不住:“他們的皮膚如此粗糙,顏色繁多,到處都是痣,像水溝一樣寬”。
  17世紀,帶着“鳥嘴面具”的“瘟疫醫生”成為“後瘟疫時代”的代表性符號,它的文化意義是雙重的:既帶有瘟疫本身具有的恐怖的死亡力量,也帶有一種離經叛道的重塑價值之意—上帝是不可信任的,道德也是不可信任的。這也是“鳥嘴面具”能在今日張揚“蒸汽朋克”色彩的主要原因。
  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一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瘟疫永遠不死不滅,也許將在未來某日選中另一座城市予以痛擊。
  1947年出版的小説《鼠疫》,背景並不是一場瘟疫,作者加繆剛剛從法西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雲中走出。小説裏,災難降臨在他的出生地阿爾及利亞,措手不及的人們遭遇了無數巨大卻細碎的痛苦,並不得不重整生活的秩序,審視自己的一生。
  人們悲愴地與城市之外的世界隔絕,被迫與過去的生活揮手道別,時間被拉長,像影子一樣牢牢籠罩在每個人的腳下。儘管熱切盼望的“過去”總會再度到來,但揹負了生命的重量以後,那個“過去”已經變得“陌生”。小説中的講述者説,“我們每個人都只能因為今天活着感到快樂。”
  三個世紀以來,針對微生物導致的傳染病的研究和治療方法已經不斷刷新,人們的觀念也在一次次的大流行病後逐漸發生變化。在21世紀,人類並非束手無策,但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席捲之時,十餘萬條生命的代價,依然令人久久不能平靜。
  縈繞在人們心頭的疑惑,似乎又回到了17世紀—《鼠疫》中,裏厄醫生和牧師也都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上帝到底為什麼會允許這樣的災難發生?
  加繆也許認為答案並不複雜。無論是上帝,還是現在取代了上帝的“科學”,它們都會缺席。他得出的經驗是,個人的快樂可能是恥辱的,而恐懼如果能夠共同分擔,就不會那麼令人難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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